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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简称为党的“三大作风”。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党风上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紧密地联系人民群众在一起，既是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体现，又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的反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里程中,我们党正是充分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大作风产生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总观我国历史，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其兴起时都是励精图治、生气勃勃，其败亡的时候都是由于骄奢淫逸、腐败糜烂。其根本原因是与执政者的形象、与人心向背紧密相连的，昭示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最典型的比如明末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时形象不错，很得人心，可执政以后，位子还没作稳，就内部互相争斗，形象整坏了，失去了人民支持，被赶出京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定都天京后，由于权利之争而在领导层产生内讧，由于洪秀全沉于享乐、荒于政事，生活极度奢侈腐败，再加之对群众非人化的社会管理导致民心丧失，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最终“天朝”覆灭。又如20世纪最后XX年，苏共、东欧各国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南斯拉夫社会党，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失去了政权。由于侵略阿富汗的数年战争，使苏联耗尽了国库，人民生活极度困苦。1990年苏联1200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短缺，甚至出现了十年未遇的面包、香烟和火柴严重短缺的现象;1989年罗马尼亚的肉比1980年下降51%、鲜奶下降了61%、奶制品下降40%。苏联解体后，一位外国记者问一名普通群众：“党和国家就这样跨了，你们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群众面无表情的说;“早就该跨了，这个党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只有饥饿和贫困”。齐奥塞斯库夫妇在逃亡的路上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工人回答：“因为一没有面包，二没有暖气。”党内的腐败，老百姓早已深恶痛绝，在加上他们忘记了群众，轻视群众的利益，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破坏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的名声，损坏了党的威信。其垮台的根本原因就是党风出了严重问题，失去了人心。
我们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出现了许多发扬三大作风成功的范例：
1921年在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没有经验，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理论脱离实际，盲目地照搬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也是典型的脱离实际的一次起义，遭受了挫折。但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很快纠正错误，密切联系了实际，及时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进发，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后逐步地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的正确道路。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中国工人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实际情况是：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xx势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xx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 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密切联系广大农村群，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王明路线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 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使我们党从新回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上来，这次会议是我党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型成功事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其间，我党与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 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 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 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二十四年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第一次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三大作风的提出，为加强党的建设，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迅速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及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同样三大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党从中央到地方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克服了各种困难，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1956年就建立起来。但是，在后来由于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照搬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 ，丢掉了党的三大作风，走了弯路，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先后出现了林彪和“四人帮”两个xx集团，以及“左倾”错误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理论完全脱离了实际，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的党的思想路线，使党的三大作风又得到恢复和发扬，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下，团结一致，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党的作风建设是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法宝，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前途和基础。
(二)群众背景
现在有些部门办事情门槛高、架子大，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为群众办事一慢、二推、三僵、四苛、五卡、六虚，缺乏服务意识、敬业精神和群众观念，对群众无感情，对上级不负责，这样的党员干部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更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一些同志忘记或淡漠了党的三大作风，没有很好地学习党的三大作风，致使偏离以至违反三大作风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有的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同当地的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行，而是照抄照转，敷衍了事，搞形式主义，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做工作、办事情，作风武断，方法简单，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有的官僚主义严重，很少到群众中去，即使去了，也是走马观花，很少了解群众心里真正想些什么，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不知如何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有的不是发扬自我批评的作风，而是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做表面文章，或者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凡此种种，都是严重违反党的三大作风的，只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使党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大力发扬三大作风就是要解决群众所急、所需、所盼、所怨，树好形象，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党性背景
在思想建设方面，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意识不强，事业心差，存在着“软、懒、散”的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贯彻民主集中制时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的问题并存，一些基层党组织难以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在作风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明确了自己的思想与追求，牢记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就注定了自己要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去奋斗终生。对于这个职责,有些人记得清楚，有些人却记不清楚，有些人则根本背叛了它。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就记得清楚，成克杰、陈希同、胡长青、程维高、李真等就根本背叛了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人民群众看党的形象不是看几个典型，也不可能天天接触到中央、省市级干部，而接触最广泛的还是天天同群众打交道的基层党员干部。所以，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党的形象，代表了干部形象，尤其是在窗口部门、权力部门工作的机关干部。因此，三大作风不是空的，不是哪一级组织、哪几个人的事，而是全体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优势，就是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注重三大作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注意拒腐防变。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就会失去民心，甚至丧失政权。
应该说，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并不是共产党人本身所固有的，恰恰相反，它是与共产党人的党性水火不相容的。不正之风的抬头也有它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讲。共产党员不是苦行僧，也需要吃、穿、住、用。这里就有一个合理限度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样都是共产党员，处在相同的条件下，有的同志能够保持优良作风，而有的同志却沾染了不正之风，关键还是自身有没有抵抗力的问题。另外，思想认识模糊也会助长不正之风。不正之风是由于思想觉悟不高造成的。从客观上讲，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国外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也影响到国内，随着国际交往活动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影响。
现实意义
(一)是我党取得历次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党总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更加突出地强调和抓紧作风建设，为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著名的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提出“三大作风”，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我们胜利地夺取全国政权和迅速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经受住执掌新中国政权的初步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新世纪之初，正当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再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这对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胜利地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完成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将会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二)是我党应对新形势的重要法宝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表现有：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国内环境中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党的队伍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量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深刻变化给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既带来机遇，也带来严重的挑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不懈的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样才能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针对党的作风方面存在各种不正之风,xx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的明确观点。这对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进一步搞好地方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